新中国成立后，不少离家几十年的干部希望回家探亲，看看亲人是否健在，是否安好。这样的基本要求，上级一般都是准许的。身为刚改编为高射炮一师副政委李大清，申请回家探亲，带着一个警卫员和两名通讯员踏上返乡之路。
李大清，这个从14岁起就在鄂豫皖苏区摸爬滚打的硬汉，历经了红军宣传员、八路军副政委的洗礼，如今身穿平整的50式解放军装，肩章在秋日的阳光下泛着清冷的金属光泽。
然而，他并没有预料到，等待他的不是热烈的欢迎，而是一道深不见底的时代隔阂。
当吉普车终于停在村口时，李大清跳下车，脚下的泥浆瞬间裹住了他的解放鞋。他大步向那几间熟悉的青砖灰瓦房走去。
村口的打谷场上，几位正在劳作的老人抬头看见这个穿着军装的陌生人，原本弯曲的腰板猛地僵住，手中的锄头“咣当”一声砸在泥地上。
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只有远处耕牛的低哞声在旷野中回荡。一位老人颤抖着嘴唇，低声唤了一句：“长官来了……”那声音里，带着几十年未曾散去的惊恐。
在旧中国，那是国民党军警欺压百姓的代名词。李大清心里猛地揪了一下，他立刻上前一步，声音洪亮地纠正：“老乡，别怕，我们是人民解放军，是老百姓的队伍！”
他走进自家老屋，一股混杂着稻草发酵与陈年泥土的酸腐味扑面而来。
堂屋的供桌依旧在那儿，只是那条腿缺了一角，用一块暗红色的土坯垫着。屋里昏暗潮湿，墙壁上触目惊心的裂缝被夕阳的余晖勾勒得更加深刻。
李大清一眼就看到了供桌上的神龛，他走过去，伸手打开暗格。在那里面，静静地躺着一张1935年的苏维埃土地证。那一瞬间，记忆的闸门被撞开了。
1932年，父亲在“清乡”中惨遭杀害；1934年，三位叔父被押往汉口监狱后便彻底失踪。这间漏雨的老屋，不仅藏着革命的火种，更埋葬了他至亲的姓名。
他蹲下身，手掌粗糙地摩挲过那张泛黄的纸，指尖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父亲藏匿它时的余温。
婶娘听到动静赶来，看到这个穿着崭新军装的侄子，眼眶瞬间红了，她二话不说，转身就往厨房跑，没过一会儿，端出了一碗煨藕汤。
这是江汉平原待客的最高礼节，在那清澈的汤水里，折射出的是这片土地对李大清归来的复杂接纳——既有对军装的敬畏，也有对离乡十八载游子的疼惜。
在村里的那几天，李大清发现自己成了村里的“景观”。孩子们好奇地围在那辆绿色漆面的吉普车旁，伸出脏兮兮的小手偷摸那冷硬的钢铁；
大人们则反复摩挲着他军装上的呢料，像是在确认这传说中的“新政权”是否真的有着与旧军队不同的温度。
李大清总是笑着，带着他们看那辆吉普车，讲着外面的世界，讲着那套他守了十几年，甚至连卧室里那个竹制文具盒都舍不得丢弃的信念。
临走那天，天边挂着沉沉的暮色。李大清站在村头，回望那座摇摇欲坠的老屋。
他这一生，见惯了作战地图上的方寸进退，却始终未能在这一方土墙下实现哪怕一天的“天伦之乐”。他拍了拍身上那套浸透了汗水的军装，对着空旷的田野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就在这时，村头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，一段雄浑的《东方红》旋律在这片沉寂的土地上炸开，声音激昂，震动着每一寸土地。
李大清知道，时代变了。他坐上吉普车，车轮再次碾过那泥泞的田埂，将老屋、亲人的坟冢和那个贫瘠却炽热的童年远远抛在身后。
那年，他32岁，带着满身的硝烟味和满心的家国重任，重新汇入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中。
后来，直到离休，他再也没能真正“回家”，但每当他在北京的深夜想起黄陂那碗煨藕汤，想起那张被土坯垫平的供桌，他总会感到一种莫名的踏实。
他用一生践行了当初对村民的承诺，那不仅仅是一身军装的责任，更是他作为一名红军战士，对那片生养他的土地，所能给予的、最深沉的交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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